近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主办，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的银行发展论坛——暨《银行产业地图》发布会在"东方蓝宝石"中国金融信息中心举行。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院长、行业研究院院长陈方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银行团队负责人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何帆，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普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冲，海通证券研究所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林加力等学界业界嘉宾齐聚，论道银行业的发展未来。
陈方若院长致辞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行业研究院院长陈方若教授在致辞中表示，银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把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陈方若指出，银行业既是一个非常传统、历史悠久的行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又站在产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因为技术和市场的变化，给银行业带来很大的挑战。期待《银行产业地图》的发布，能够为行业健康的发展提供思路和指导意见。
陈方若介绍，潘英丽教授的团队是安泰经管学院行业研究院很重要的一支研究团队。商学院两年前开始改革与开放，提出纵横交错、知行合一的战略，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根深蒂固的问题——理论和实践的脱节。纵横交错、知行合一，横向是学术研究，纵向是行业研究。希望学科导向的研究跟纵向的行业研究能够相辅相成，能够共同发展。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致辞
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总裁助理李志琴在致辞中表示，近几年在互联网金融和利率市场化的趋势下，中国银行业面临利润下滑，核心竞争力下降，产能过剩等问题和挑战。同时，我国企业和居民的金融行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部分银行积极应变，开始走上转型道路。银行内部的分化也进一步显现和加剧，其未来发展方向和战略值得引起关注。
潘英丽：银行规模扩张的时代已近尾声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银行团队负责人潘英丽在论坛上发布了《银行产业地图》，指出银行规模扩张的时代已近尾声。
潘英丽教授的报告主要讨论三个主题：一是银行业在宏观经济当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以横向国际比较，观察中国银行业目前的体量和发展态势；二是讨论银行信贷在地区和行业之间配置的状态；三是讨论银行在整个金融业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会涉及到大家关心的问题，例如银行要不要混业经营等。
首先，从银行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中国是一个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我国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跟美国相当，与日本和欧元区相比略低。金融总资产包括三个部分：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债券余额。中国和美国的金融业结构差异非常大。美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是银行资产占18%，债券占45%，剩下37%是股票。中国是银行占67%，债券占20%，股票占13%。所以如果看银行资产占GDP的比例，中国在大经济体中是排名第一的，到2020年底应该会突破300%。当前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也表明，我国仍然是间接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贷款约占社融存量的62%，企业债券占10%，股票只占3%，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体量完全是不可比，间接融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银行信贷风险有持续积累的过程，最后会以雪崩的方式成本会显现出来。银行利率是税前提取的，股东则持续承担企业的全部经营风险，所以会出现如下情况：前期银行拿利息，但企业到某时间点遇到危机，最后算总账，本金不还了。二是企业一旦违约，风险集中在银行体系，而股票、债券等风险在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实现了分散。三是银行有抵押品要求，银行信贷增长非常快的阶段，通常会对重资产行业有更多的支持，可能会导致重资产行业过剩。
中国家庭和企业的债务负担也是相对较重的。2019年年底，中国经济实体部门负债相当于GDP的259%，2020年会超过280%。美国、欧洲和日本分别是254%、262%、381%。美国和欧洲国债大概占GDP的100%，日本占GDP的240%。把国债剔除后，美、日、欧的家庭和企业债务大概是GDP的140%到150%。中国的国债不超过GDP的60%，而家庭和企业债务超过GDP的200%。
潘英丽表示，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有重要的指标意义。2006年到2008年，中国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超越了欧洲和日本，这个时间窗口是中国金融业市场化最好的时机，但是错失了。现在我们已经成为金融增加值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业服务社会经济所收取的费用，反映金融部门的运行成本。金融增加值是金融业占用的社会资源，因为金融业本身并不创造财富，是通过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参与新财富的分配的。
潘英丽表示一直在思考广义利息的起源于哪里。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是有冲突的，我们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提高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但是原来马克思的理论说食利者阶级是剥削阶级，所以是有冲突的，解决这个冲突就需要发展马克思的理论。潘英丽认为广义利息的起源，是由家庭储蓄积累，并且以货币和金融资产形式持有的私人资本，实际上对社会生产资本的生产和使用权。金融业的资金融通，使得这种支配和使用权从分散的状态集中起来，并且让更多的社会生产资源从闲置和低效率使用的状态转移到了高效率的生产部门。高效率生产部门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创造出一个新增的财富，这个新财富就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广义的利息。它在生产部门创造，但却缘起于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更有效率的使用。
广义利息的分配由三个利益集团参与。一是家庭，家庭获取财产性收入具有合法性基础。首先家庭是投资的最终委托人；其次，家庭资源的让渡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再次，社会消费以家庭为单位，而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最后，消费是生产可持续的前提，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均收入提高以后，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会逐渐的上升。二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参与新财富分配的合法性来自其通过金融业高品质的中介服务，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创造财富的高效率部门，生产部门应该获得新增财富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作为新财富分配。
从现在全球范围来看，在体制上需要防范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市场的操纵获取高利润，第二种是借助行政垄断，在没有优化资源配置的情况下，甚至扭曲资源配置情况下，获取巨额的利润。金融的重要性在于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需要在制度上提供相应的保障。
归纳报告的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银行规模相对GDP而言已经世界第一，家庭与企业部门的债务规模相对GDP而言已经世界第一，银行占用社会资源的程度也已经世界第一。
第二部分是银行信贷在行业和地区之间配置状态。银行的资金接近30%是投放在整个金融业内部的，25%是个人贷款，45%是企业贷款。近五年来，企业贷款向个人贷款大约转移了5个百分点的份额，但增加的个人贷款主要是住宅抵押贷款。从家庭负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来看，2019年到了102%，是一个很重要的临界值。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时候，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时候，家庭的贷款也是相当于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大概100%。从这一点来讲，我国家庭的负债也已经不低了。
企业贷款在产业之间的布局初看很难让人理解。去年6月份，我们的服务业已经占到69%，重工业占21%，建筑5%，轻工业3%。我国服务业真的这么发达，需要银行这么多的贷款吗？服务业的贷款实际上是服务业的融资大部分走在通向房地产投资和基建道路上。我们看服务业内部主要是什么东西？房地产、交运仓储、水利环境，还有给金融业的贷款，还有给租赁和商务的贷款。对租赁和商务业分类进行挖掘后发现，其实里面最大的这块商务，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真正的服务业，比如说信息计算机软件业、科学研究、文化娱乐、教育，贷款份额全部都是零点几。
潘英丽分析了不同行业的投资回报率和偿债能力，并将这些指标与行业贷款份额做比较，提示哪些行业的贷款份额过高或扩张过快，哪些行业贷款份额过少或收缩过快。初步分析的结果是，对例如租赁与服务业、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以及一些基础设施行业，建议谨慎投放贷款；对于例如制造业、农林牧渔、科学技术、卫生、文体娱乐，建议积极投放贷款。
银行贷款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沿海省份，首都以及长江经济带。广东和长三角是信贷最密集的地方，西藏、青海、宁夏是垫底的，信贷投放比较少。贷款对经济拉动率比较高的地区，则正好是内陆和边境地区，如内蒙古、西藏这些地区。这些地区投资或者信贷原来投得比较少，投下去以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大的。潘英丽认为，涉及到国家战略的需要，有一些项目投下去在包括"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战略意义的边境地区，可能对当地的经济拉动作用会好很多。相较而言，沿海地区是贷款对经济拉动率最低的地区，因为地区资金很充沛，资金投放的边际效率是下降的。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完全要靠金融来拉动，它本身有很强的内在活力。银行资金净流出最多的地区主要是北京、上海、西部和东北，净流入最大的地区主要是沿海省份。北京、上海是资金比较集中的，金融中心，所以它要扩大对外的辐射作用，资金要向外投入。东北和西部，因为经济不活跃，贷款风险也比较大，所以商业性行为本身就会使资金往外流。
潘英丽分析了各省份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率中位数和各地方政府的杠杆率。西藏、浙江、安徽、江苏的投资回报率是比较高的，其他回报率5%以上的地区，主要是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回报率低于4%的地区，主要是南部、西北和东北等边境的地区。地方政府杠杆率最高的地区是青海，达到71%；贵州、云南、内蒙、海南和宁夏排在第二方阵，政府的杠杆率在40%到50%之间。其他的在东北和西北杠杆也比较高。沿海地区大部分政府的杠杆率很低，基本上在20%以下。与行业分析类似，将各地投资回报率、政府杠杆率和各地贷款份额进行比较，结果显示，银行贷款在地区之间的配置在总体上符合效率原则。
归纳报告的第二部分，目前银行贷款的行业布局仍然依赖重资产，在规模接近天花板的背景下，亟需盘活存量资产。
第三部分，潘英丽谈到银行在金融业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从银行在金融业中的地位来看，去年6月份银行资产达到309万亿，占金融业总资产的86.5%。剩下的证券、保险和其他行业加起来也就是13.5%，这是整个金融业目前的结构。前面说到，中国经济现在宏观杠杆率过高，如果将来要去杠杆，就是要把债务与GDP的比例降下来，那就意味着信贷或者债券这种债务融资增长速度必须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另外，假如银行违约率大幅度上升以后，不良资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消化？潘英丽原来提过建议，中央应该给到银行很赚钱的行当，让他通过其他赚钱的行当来弥补信贷方面的亏损。一个被提出的选项就是混业经营。混业指的是证券和银行的混业。目前在社会融资存量里，股票的发行只占3%，在金融业资产中，证券行业只占2.5%，所以混业经营就像把大象挤到羊群里，不能解决银行的问题。
在银行业内部结构方面，我们现在发放了不少的地区性的小的商业银行牌照，其实不解决问题，倒是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美国三十年代研究为什么美国金融会出现危机，总结的经验是银行产能过剩。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大银行和小银行，不是说发牌照就解决了，而要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银行业的盈利已经越来越小。银行业ROE在2011年的时候为22%，现在大概只有11%。净息差和贷款利率比例的指标，实际上是国际组织用来衡量银行业的效率的。净息差是银行的中介费用，最多的时候占贷款利率的65%，现在只有40%多。从不同类型银行来看，农商行不良率是最高的，相比较外资银行最低，但是外资银行赚钱也不多。国有大行的风险更低一些，回报率还高一些。股份制行处在中等地位。
从资金融通链条来看，第一个重要链条是银行资金流入理财市场。实际上理财产品背后的底层资产风险很大的。有分析师把银行跟其他金融机构的关系描述为其他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的"下水道"，银行的资金是源头，最后是通过非银行金融机构放下去，比如信托、委托贷款，实际上、贷款利率更高，客户也是风险更大的那一类。银行把他们做挡箭牌，更大的风险他们去承担。第二重要链条就是给到了同业，主要是大银行作为同业市场的放款人，而小银行因为他们网点比较少，所以很难吸收到足够的存款，大部分从同业拆借，包括存款，所以小银行的资金成本更高，放贷的利率更高。最繁荣的时候是2016年，然后就开始清理，收缩。第三个链条是银行给到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科技公司，通过大数据，微小贷给到个人，年化利息成本非常高。给高科技银行放的贷款是有风险的，而且所有的风险都是由银行来承担的，这已经引起了人民银行的重视。
以上讲了银行业的许多问题。总的来讲，银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稳定器，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银行资产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2016年潘英丽文章内所提到的，社会需要好金融，好金融应该用来支持生产性的投资，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但是好金融是需要有制度条件的，一是要营造好企业成长的生态环境；二是要健全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的透明度；三是要强化司法的独立性和执法的有效性，保障合约的有效实施；四是要研究广义利息或者新增财富怎么在家庭、企业和金融业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
蔡普华："十四五"银行业如何依托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普华蔡普华表示，潘教授发布的《银行产业地图》深刻的分析了中国银行业面临的现实挑战，非常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蔡普华主要从"十四五"建设现代化金融强国角度，谈一下银行努力的方向，以及银行如何依托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十四五"建设现代化金融强国要求提升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三次全球化浪潮就是一个以技术和数据驱动的世界经济多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立足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筑新格局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未来银行要提升客户的可触达性，提升竞争力。
第二，"十四五"期间银行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需求的适配度，使金融的需求更好的贴合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银行可以从支持行业发展的角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包括"双循环"创新引领，包括上海市提到的三大重点行业，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也是产业链、价值链的一个短板方面。最近财政部出台了商业银行的绩效评价办法，非常有针对性，也是未来"十四五"期间推动银行转型发展的方向，比如说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在这方面要更多强调人均指标。
第三，银行要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未来银行业金融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发展的主线，要加大调结构、扩产品、优服务，包括银行自身的研发投入和科技投入。加大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的投入，通过基础科研投入，重大项目的投入，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动企业卡脖子项目产业的发展。普惠金融方面，银保监会提到要增量、扩面、降价，提升金融服务对企业更多的让利和支撑，也是为了金融和经济更好的协同发展。
第四，银行要更好的适应"十四五"创新引领的需要。目前中国研发投入增速超过20%，研发投入总量上和日本同等水平，但与美国、欧洲仍有接近1.5倍和接近1倍量上的差距。银行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和银行未来的服务，不是专门通过网点去推动，而应该更多的通过金融生态圈的建设，打造无所不在的金融服务，比如当下都是通过手机银行去推动获客和风控发展。
最后蔡普华谈到了未来银行如何依托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随着工业4.0算力时代的到来，优化科技赋能，需要从顶层设计和组织体系上更好的适应发展的需要。各家银行包括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都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交行也在这方面推动一个子公司、两个事业部，三个分中心，和一个金融创新的科技研究院。研究院在数字货币方面参与央行的项目，半年来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下一步要在数字化的经济发展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在未来金融投资的主战场上，2019年银行业投资1215亿人民币，四大行投资都超过100亿的，招商银行超过了3.4%，华夏银行也超过了3%等等，各家银行都在发力。同时，银行需要进一步加快场景应用开发。数字化转型是生态圈的布局建设，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为特征的电子商务应用和物流发展的情况下，通过与场景的结合，打破数据的孤岛。现代社会需要金融配套的服务，无论是赋能政府，还是商务端，还是个人端等等，发展前景可以期待，也是银行业大有可为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交行需要用开放的思维推动数字赋能的发展。
刘冲：从互联网存款看金融科技对监管的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刘冲在发言中探讨了从互联网存款看金融科技对监管的挑战话题。他表示，互联网存款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银行跟第三方的互联网平台合作发行的存款产品，跨越了地理边界，利率比较高，并且也会标明是有存款保障的，所以是比较安全的。这个产品最早的开端是2018年京东金融，上线了这样一款产品，之后有很多平台都做这件事情。金融科技跟银行的合作，银行发布互联网的平台，背后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银行到底想利用互联网存款干什么事情呢？
从公开可得的数据，54家A股、H股上市银行中有19家是有互联网平台合作的产品，另外35家还没有合作。这两类银行在互联网平台出现前后，他们的行为到底有什么差别，以此来推断这些银行到底用互联网存款干了什么，它背后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银行的负债端，不管是看总吸收存款的增长还是个人存款的增长，跟互联网平台合作的银行在2018年以后存款增速都比没有合作的银行显著更高，而在2018年之前似乎没有这样差别的。由此可见，互联网存款的确帮助这些银行吸收了比较多的存款，带动了存款增速的上升。
同样从负债端看另外一项，也是银行比较依赖一种负债形式，就是同业的负债。2018年以后，有互联网合作银行的同业负债同比增速要比没有合作的银行反而显著更低了，有一个系统性的差别，而在此之前这个系统性的差别是没有明显的。
银行总负债方面，2018年以后，两组银行之间并没有拉开差距。也就是说，通过负债端的结构，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至少从现有的公开数据来看我们的上市银行是用互联网存款替代了同业的负债。
那是否影响到商业银行的资产端呢？首先看一下贷款。如果商业银行用互联网存款替代了同业负债，他想用来扩张贷款的话，我们应该能够在贷款的数据上看到这个结果。然而，尽管2018年以后有一个短暂的快速上升，但是在这两种银行之间似乎还没有特别明显的像存款那样的系统性的差别。同时，2018年之后，有互联网合作的银行风险资产的占比也没有显著的高于没有合作的银行。
互联网存款违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管要求，特别是地方的银行吸收存款不能跨越地理的边界。但是有些银行依然这么做，可能是同业负债管得太严格了，或者约束太多，而引起了一些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通过金融科技的这种办法突破。
林加力：银行信用风险正慢慢接近长期拐点
海通证券研究所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林加力在发言中表示，银行信用风险正慢慢接近长期拐点。
他认为，第一，中国的银行业是比较聚焦于主业的。和国外银行相比，我国银行贷款与总负债的比率还是最高的。我们看到欧洲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存贷款与总资产总负债的比例跟我国是差不多，但后来他们偏离了主业。
第二，中资银行的运营成本控制得很低。如果比存贷利差的话，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排倒数19名，中国比欧洲、美国、日本、英国都要低，而且低很多，主要原因是运营成本控制得非常低。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密度大，一个营业网点服务的人口非常大；另一方面，银行员工的收入要比欧美的银行员工收入低很多中资银行的盈利来自于更高的运营效率，同时也来自于全体银行业员工任劳任怨拿着欧美同业1/4的工资，做着比他们多很多的工作。
第三，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是最高的。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两轮比较严重的信用风险暴露。不管从贷款、债券、票据、各类资产的信用违约情况来看，2018、2019年之后在全面下降，其中只有居民信用卡在暴露。从银行贷款投放的行业来看，批零、制造业贷款开始投放了。2014年到2019年五年时间，批零贷款曾被压缩。2019年开始一些大银行新增对制造业的贷款。而且2020年，我们企业部门贷款扩张的同时，中长期贷款占比很高，像基建和地产政策上并没有特别放松，没有像2016、2017年那样大规模放松，但实业部门需求出来了，银行也愿意放贷，环境发生变化了。不是我们没有风险了，只是说我们经济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的企业和经济主体风险处理掉了。
银行风险是否真的已经到达拐点是很难判断的。2000年之前的那一轮风险暴露，是暴露得比较直接，比较充分。但这一轮风险暴露，2016年之后不良率走平，看不出来拐点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特别的社会制度下的特别现象。通过一些其他的指标把握信用风险的特征，从欧美来看，信用风险大概是二十年一个周期，但因为历史数据积累太短，很难从统计上验证。欧洲国家里面数据最长的是西班牙，也就是三轮周期。中国是有数据也是2000年之后了。
新冠肺炎疫情可以检验中国的信用风险周期是否已经接近回落的拐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首先看银行业的不良率，大概2019年底以来提高了0.1%，但是关注类贷款下降很多。另外，各项垫款同比增速回落到负增长。如果企业发生违约，银行要垫付资金，这很难掩盖，这说明信用风险并没有那么严重。
再看工业企业的情况，企业长期债务风险取决于杠杆率，2018年之后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基本上走平，新冠肺炎疫情下也没有大的波动。此外，工业企业亏损状况已经高位回落，可以通过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与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的比值来刻画，这个可能和很多人想的并不一样。
供稿 | 上海交大行业研究院中国银行业研究团队
执笔 | 何知仁、刘思乐、白伊美
来源 | 陆家嘴金融网
安泰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