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中国支付行业快速发展，中国已具有全球领先的移动支付市场。从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开始才逐步形成的支付产业，在推动其他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二季度末，我国银行卡联网的特约商户已超2500万家，银行卡累计发卡数量达到86.58亿张，可以说每个人都拥有数张银行。但是，目前大多数银行卡都绑定在微信或支付宝等支付帐户上，银行卡这种载体将快成为过去式，支付帐户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成为我们商业发展的基础工具，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的逻辑，改变了许多企业的商业形态和模式，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图1：2015Q1-2020Q2中国银行卡发卡量和联网商户数量
银联成立实现了中国银行卡跨越式的发展
中国最早的银行卡是1985年中国银行发行的牡丹卡。牡丹卡的发行仅仅是服务于少数的出国需要。直到2002年，我国的银行卡渗透率仍不到10%。2002年，在金卡工程的基础上，中国银联成立。中国银联成立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全国联网通用，推动解决银行卡跨行、跨地区使用问题。在中国银联与各家商业银行共同努力下，我国银行卡不仅在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日益普及，更进一步加速向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延伸。到2012年，我国银行卡的渗透率达到43.5%，接近欧美国家整体水平。这意味着我们用了十年时间，走过了欧美50年的进程。
快捷支付促进了“卡基”到“账基”的迁移
快捷支付是中国支付市场发展的重大创新，它不仅是技术的创新，更是制度的创新。没有快捷支付就没有中国移动支付今天的快速发展。回想十年前网购，至少需要通过多个页面才可以完成网上支付，现在我们只需要扫一扫就瞬间完成购物支付。
快捷支付从技术上打通了支付账户和商业银行银行账户的接口。从制度上突破了支付帐户和银行帐户的壁垒，使得银行账户的资金可以方便快捷的进入支付账户，银行账户与支付账户之间的账户之争逐渐显现，支付和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二维码推进了支付线上化，加速了移动支付的发展。
2011年二维码的出现，使得支付市场的市场结构彻底发生改变。2012年春节的微信红包使得支付帐户迅速增长，以支付账户为载体的移动支付迅速发展， 截止2019年，微信和支付宝占移动支付的市场份额达到95%左右。
图2：2014-2020中国的银行端移动支付规模
图3：2014-2020中国的非银行网络支付规模
图4： 2018Q1-2020Q2支付领域APP活跃用户人数
根据我们对2011-2016年银行卡交易的研究，在小额高频交易场景，银行卡逐渐被移动支付替代，“扫一扫“”已经成为小额高频场景下的主流支付方式。但是，同一时期的欧洲、美国移动支付的发展非常慢。
图5：2011-2015不同场景的银行卡交易
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移动终端价格大幅度下降，有利于市场采纳。小米、OPPO手机的出现，低价即可获得一部智能手机。在小额高频场景，低成本智能手机的大幅度增加，使得银行卡被大幅度的替代。其二，欧美主推的移动支付是以非接硬件模式为主的移动支付。我国是以二维码（软件）为主的方式，在终端改造成本上，后者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三，线上线下不统一的价格管制促使支付线上迁移。2016年，我国线下银行卡交易采取了与国际接轨的借贷分离银行卡定价模式。尽管2016年的价格改革已经大幅度降低了银行卡的手续费，但是，由于受到二维码的线上分流，支付行业从“卡基”到“账基”线上化的转变，为了争夺用户，线上的商户手续费已经远低于银行卡线下交易的手续费。线下商户手续费实施政府指导价，线上商户手续费市场定价，促进了支付市场的进一步线上化。
互联网+支付的三方模式与卡组织的四方模式
国际卡组织四方模式 以VISA和万事达为代表的四方模式是以银行卡为载体，银行卡组织为核心，由收单机构和发卡机构共同向商户和消费者提供支付服务的组织形式。在卡组织的四方模式中，各参与主体明确分工，通过合作完成交易资金的清结算服务。在这种模式下，发卡银行与收单银行不能独立完成交易资金的清结算等服务。卡组织提供通道服务。
国际卡组织三方模式 以美国运通为代表的三方模式仍然以银行卡为载体，但是卡组织既是发卡机构也是收单机构。相对于四方模式开放型组织，三方模式的卡组织是封闭型卡组织，后者的资金和信息都在自身体系流动。
图6：国际卡组织四方模式与三方模式
中国特有的三方模式 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三方模式，是我国特有的以支付账户为载体，以互联网+支付平台为核心，钱包+通道的一种商业模式。我国互联网+支付的三方模式与国外三方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以互联网为主的支付机构本身不发卡，它们的资金通过银行帐户流入支付账户。同时，互联网+支付平台也是收单机构。这样，消费者和商户的支付服务都由互联网+支付平台提供。互联网+支付平台掌握与场景最紧密接触的账户入口。帐户不仅是场景接触到消费者的高频入口，更是交易信息和交易资金流动的载体。在大数据技术支撑下，信息流和资金流通过账户实现了统一，交易的可追溯性和真实性都有所增强。互联网+支付平台从支付场景出发，可穿透行业与市场，解决市场和产业的真正需求，易于向其他行业拓展，从底层改变了传统支付的商业模式，促进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支付宝、微信市场份额的增大，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开始收购支付牌照，2018年拼多多收购付费通，2020年抖音、携程、快手先后收购了支付牌照，互联网+支付平台占据了移动支付市场的主要份额。
相比之下，四方模式的卡组织，不管是收单机构、发卡机构，还是卡组织，都缺乏与场景紧密接触的账户入口。在信用机制不完善情况下，分工合作导致信息流与资金流不一致，交易的可追溯性，真实性降低，单一的支付功能，难以实现其他行业的拓展
图7：中国的三方模式
真实场景+交易真实 =真实需求，推动支付生态数字化发展
支付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它深度内嵌于场景，无场景则无支付。互联网+支付的整合，在云计算、大数据、AI技术的推动下，交易的不对称信息降低，真实场景、真实交易保障了资金需求的真实性，保障了支付需求的真实。首先，有庞大用户的互联网企业通过构建自身的帐户体系，以帐户为入口，可以为用户提供全场景的服务体验，掌握最核心入口的用户画像，使得互联网支付平台易于促进生态圈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系统数字化水平。这个数字化的过程不仅降低了不对称信息带来的交易成本，而且提升了整个产业生态圈的收益。其次，C端巨头以强大的C端流量加剧了B端数字化升级服务市场的竞争，第三方支付机构从线上转往线下，在B端寻求纵深发展，深耕B端SaaS市场，深度结合场景与科技的SaaS市场成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发力点， B端市场的数字化程度也不断升级。
图8：非银机构的Saas服务
其三，中国银联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动银行业数字化的发展，助力产业各方的数字化转型。可见，随着支付机构场景化的建设和发展，支付机构不仅仅是只是支付，他们与电商、旅游、零售、餐饮等等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推动着支付生态SaaS化，带动了民生领域和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发展。
互联网+支付的问题和挑战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有互联网+支付帐户的企业，更没有针对互联网+支付账户平台的监管。从美国的实践来看，美国的DOJ和FTC对脸书，谷歌、亚马逊、微软进行的反垄断调查，仍然以互联网平台企业为特性进行的调查。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加了钱包，钱包+通道，在算法的支持下，企业具有很强的纵向、横向扩张能力。场景数据优势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使得互联网+支付的企业具有进入金融领域的天然优势。在互联网与金融未设防火墙的情况下，互联网+支付企业进入金融领域，为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互联网+支付企业的支付账户承载的数据的非竞争性，边际成本低等特点，使得互联网+支付企业具有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其纵向和横向拓展的能力非常强。如果拥有钱包的企业，拥有帐户数据的互联网+支付企业排他性使用这些数据，特别是对生态圈的其他企业，排他性的使用数据，那么对于整个经济发展、市场竞争都十分不利。
未来，对互联网+支付企业的监管，不仅仅是互联网监管问题，也不是互联网简单加支付的监管问题，而是互联网整合支付后，未来数字化生态圈的发展对监管提出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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