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短文里，我要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差不多三十年前。
1993年，我工作多年后去自己家乡所在的城市信阳市报考研究生。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可以便捷地查到全国各个高校研究生的招生简章，对于小城市或农村的考生来说，至少需要到自己所在的地级市查阅并报名。当然这是指往届生，应届高校毕业生应当可以在自己的学校直接查阅报考。那时我在一个乡镇中学教书，只能跑到一百六十多公里以外报考。
在报名现场，我瞥见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三十来岁报名考研毕竟有些显眼。我忍不住和他攀谈了几句，才知道他也是辗转两次从一百多公里以外赶来的。我问他报考什么专业以及哪所学校，哪知道他叹了口气说：“我爹还没死，他死了我才能报考”。我当时愣住了，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对自己的父亲也太不尊重了吧！好像巴不得他父亲赶快死的样子。
接下来的对话才让我多少有些释怀。原来他父亲卧病在床已经整整八年了，他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顾父亲，根本没法离开家去读书。但这位年轻人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每年研究生报考的季节，他都要辗转两次，坐五个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来看看自己想报考的学校和专业招生情况。我至今还记得他一脸憔悴的样子，不知他后来有没有考上研究生，真心地祝福他。
谁知道那件事发生还不到三年，现实的讽刺降落到我自己的头上。
在我研究生毕业前夕，母亲生病了。那是我研究生学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还推迟了一段时间返校。但就在我答辩的当天，母亲永远地离开了。在那个通讯和交通都非常不便的年代，远在一千多公里的我甚至都不知道消息。幸运的是我还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他们很好地尽了对母亲临终的孝道，而我则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差不多十年前，一位也是大学教授的同行有一次和我说起他多年卧病在床的父亲。
一开始，他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父亲说话和动作的样子让我感觉有点不舒服。心里想，怎么能这样模仿你亲生的父亲呢？但后来听了他的叙述，顿时心生同情。
原来，他作为一个五十好几的人，每天在应对繁忙工作的同时，没有一天能离开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父亲，实在是身心俱疲，感觉快坚持不住了。他非常担心哪一天自己倒下了，谁来照顾自己和父亲。所以，他经常教育儿子：一定要对爷爷好啊！有时，他自己实在脱不开身，就很不忍心地叫还在读初中的、课业繁重的儿子帮忙照顾父亲。想想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估计每一位读者都能讲几个。看到的和听到的多了，以至于有一次我在教师休息室听见一位老教授说，他和他姐姐前几天连哄带吓把母亲送到养老院的时候，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吃惊了——毕竟他也六十多岁，他姐姐快七十岁了。一个老人还能搬得动另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吗？
中国有四千多万失能失智老人，涉及至少四千多万个家庭！这四千多万个家庭每家都有一个让人揪心的故事。能讲完吗？
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进入大规模退休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波婴儿潮人口也即将进入全面退休阶段。
未来三十年，老年人口的增长曲线将越来越陡峭，中国养老服务供给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家庭作为传统的养老供给主体虽然仍将长期存在，但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供给亟待加强。不仅机构养老仍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更需加强，后者作为对家庭养老的支撑绝不是可有可无。社区若能够搭把手，子女们就能够喘口气；社区若能够帮点忙，子女们就能打个盹。
而更加有力的社区公共养老服务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子女们从照顾父母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年轻人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保持充沛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因此，就社区养老公共服务而言，帮助老人就是帮助年轻人，就是帮助我们的社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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