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在主板市场的发行上市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预示着银行业将面临来自科技公司和资本市场两端的白热化竞争。最近关于恒大的传闻无关真假，却从另一个角度给各大银行敲响了警钟。银行业进入了多事之秋。大变局已经到来，哪些银行会成就卓越？哪些银行会陷入平庸？哪些银行又会被淘汰出局呢？本文给出部分提示，但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一、中国银行业规模排名全球第一
至2020年6月末，中国银行资产总额已达309万亿元，应该会超过2020年GDP的3倍。图1显示，中国金融总资产（银行资产、股票市值与未清偿债券余额总和）规模已达GDP的4.5倍，与美国大体相当。这说明中国金融业规模扩张时代已经结束，未来金融资产合理增长速度应不超过GDP的增长。金融业将向结构平衡、有效性提升的内涵型发展转型。
图1：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的中国金融资产规模
从图2可看出中国的金融总资产结构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中国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占比分别是67%：13%：20%；美国是18%：37%：45%；欧元区是55%：15%：30%；日本是40%：20%：40%。 从银行结构占比与金融资产相对GDP的规模可推算出欧元区银行资产占GDP的比例为262%，而日本和美国分别是204%和83%。可见，中国银行资产高达GDP的292%显然已排名全球第一。
图2：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的中国金融资产结构
国家信用支持、土地国有制以及世界工厂的全球定位造就了中国巨大无比的银行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银行体系的主要功绩是充当了工业化时代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稳定器。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依赖国家信用和抵押品支撑的银行信贷活动助长了国有经济低效率的过度扩张，重资产行业的产能过剩，借贷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经济金融风险的持续积累，给企业带来过重的利息负担，并可能通过总分行制度和大而不能倒的潜规则将大部分信贷风险集中转嫁给国家。
二、银行产能将严重过剩
笔者曾于2015年接受记者采访，提出“银行已是第三大过剩产能行业”的观点。
竞争性产业是否过剩可用社会平均利润率作为坐标进行判断，行业平均利润率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是成长产业，低于社会平均的可判断为产能过剩行业。从公开的财务指标看，中国银行业是全球最赚钱的，似乎不能断定其为过剩产能行业。但是，由于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仍可能在账面利润率很高的情况下存在产能过剩。
首先，银行业长期存在利差补贴，鼓励着实业资本脱实入虚。1999年为帮助国有银行消化政策性贷款造成的不良资产，政府在剥离1.3万亿不良贷款的同时，将基准利差从2.6个百分点扩大至3.6百分点，此后虽有调低，但始终超过国际银行平均水平1至2个百分点。考虑到许多年份银行存款利率低于同期通胀率，这个超额利差实际上是存款人给银行的补贴。而新设的股份制银行则搭了利差补贴政策的便车。高利润实际上是行政垄断与补贴的结果。随着准入限制的放松，脱实入虚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向银行领域的渗透。比如早年大国企信贷资金的转贷套利，产业背景金融控股公司的涌现，网商向商业银行的激进拓展，以及众多城商行、农商行牌照的发放。
其次，银企之间的借新还旧模式掩饰或推迟了坏账的发生，形成利润虚高。中泰证券2018年10月10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披露了2004-2018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额用于付息的比例，其中2015和2018年新增社会融资用于付息的比例达60%左右。因此，银行实际上是用新增贷款维持债务人利息偿付能力，并给自己创造收入和利润的。当然，这在部分场合是维稳所需的银行功能财政化使然。但僵尸企业不断增加，清理只是早晚的事。
最后，传统银行业务与利润的双重收缩是非常确定的趋势。其一，利差正在收窄，未来还将继续收窄，这已是业内共识，无须赘言。其二，随着重资产行业去产能，银行坏账或不良率会快速上升。其三，移动互联网金融或科技金融公司已从“鲶鱼”变成“鲨鱼”，在消费金融和小微贷款领域不断蚕食或吞吃着银行的奶酪。再者，随着股权资本市场的健全发展以及银行理财产品刚兑的打破，中国金融正在加速脱媒。收益敏感型的家庭投资者正在进行着从银行到各类投资基金的资金搬家。目前多数大银行的H股市净率处在0.34-0.55之间，A股也在0.49-0.78的低水平，反映了市场对传统银行前景并不乐观的看法。
从直接与间接融资结构来看，中国银行资产占比的理想水平应在欧洲与美国之间。中国是全球第二的大国，正致力于推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其金融结构应与美国看齐，但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其银行占比也会比美国高得多一些。因此银行、股市与和债市结构达到35：25：40的比例较为合适，也是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
笔者在参与主编的国际论文集《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中国金融出版社，2013）的“总论”中，首次提出银行存量结构改革思路，并对增量改革持保留态度。笔者建议，工农中建四大行对部分地区支行实施分拆出售给民营资本的结构改革，国有大行保留10%的少数股权，增强分拆后作为独立法人的单一银行（不设分支机构）与大银行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补关系的发展。这项分支机构民营化的政策可实现一石多鸟的效果：资产出售所获得的资金可缓解银行资本金不足；可切断金融风险通过总分行制度向国家财政集中转嫁的渠道；可形成更多风险分散的、为居民和小微企业贴身服务的民营小银行，满足实体经济发展对银行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大型银行可适当收缩国内业务积极拓展跨国经营和人民币国际化。大银行以少数股东保持董事会席位可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督并传输国有大行的审慎经营文化。遗憾的是这样的结构改革不太可能为大型银行自愿采纳和实施，改革良机的错失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和未来银行出售某些线下网站给其他服务业使用，并以此补充资本金不足仍不失为明智和可操作的举措。
三、大变局中的银行向何处去？
1、大变局已经展开
银行业的大变局早已静悄悄展开。表1和表2分别列出上市银行总市值和市净率前15家银行的排名。从市值看，其中平安和宁波银行快速成长，招行和兴业银行成长性良好。相比较，交行、中信、光大和华夏的市值排名是持续下降的。而浦发和民生银行则表现为2015年相对2010年排名的上升和2020年分别后撤3至4位的波动。这些变化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四家成长快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全部是根植于南方地区，得益于南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体制、机制的有效性。相比较，排名持续下行的四大股份制银行在体制机制的活力上无法与南方银行竞争，在网点与规模上无法与四大国有银行竞争，在地利与人和方面也无法与城商行、农商行相比。最后，浦发和民生银行的波动应该与前期在传统产业的快速扩张以及这些产业产能过剩带来更多流动性和违约风险有关。
表1：2010-2020上市银行市值前15排名
表2列出2010末至今上市银行市净率前15的排名。市净率是企业的总市值与净资产价值的比例，反映市场给企业的估值或对企业未来发展态势的总体评价。宁波银行稳居第一，招行从第三升为第二，平安则从第九跃升为第三；相比较，除光大以外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都从2015年的相对高位大幅度下跌，其中北京银行、华夏、民生、浦发和中信下跌最甚。与此相反的是建行、工行和农行则从2015年的第10、第13和第14位前移至第7、第8和第10位，体现出市场对国有大行网点深广覆盖优势及其经营稳健性的肯定。
表2：2010-2020上市银行市净率前15排名
虽然限于微信文章篇幅，本文没有列出城商行、农商行等地区性中小银行的相关数据，对这些银行的健康与否，仍可做出两点判断：一是取决于银行所在地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及其发展态势；东北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银行会面临更多经营困难。银行只是服务业，如果实体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甚至停滞，银行将无合适的服务对象，并可能更多陷入困境。二是取决于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即能否保持经营的独立性和稳健性：对地方政府低效率经济活动的融资要求说“不”；并避免大股东把银行变成“提款机”。
2. 银行战略调整与科技赋能
下图给出企业战略定位的有效性与内部效率组合及其相关结果的矩阵。纵轴衡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战略定位的有效性，横轴衡量企业内部效率的高低。战略定位准确，内部效率不同体现为存活还是兴旺，而战略定位有效性低或错，内部效率的高低决定着企业是缓慢死亡还是快速死亡。当前银行躺着挣钱的好日子已经结束了，那么调整战略定位就变得极其重要。当然，战略并非决胜的唯一因素，战略正确也需要企业有强大的执行力。但是战略是首要的，战略定位错，执行力越强，死得越快。
从以上数据看，零售银行定位显然比深陷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要轻松得多，发展也更快更健康。而在传统重资产行业陷得较深的银行中，内部激励到位而约束不足的股份性银行则与工行、建行等经营稳健型银行相比面临更多的风险和问题。
金融科技的运用帮助银行降低经营成本，并克服在信用评估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因此科技赋能已成为银行的不二选择。这方面大型银行的规模效益体现出很大的优势。但是大型国家控股银行在灵活性、敏捷性、科层决策效率等方面存在“应时而变”的劣势。
在蚂蚁金服内地上市并可能成为市值超越工行的“巨无霸”时，其对银行业产生的冲击是令人震撼的。各类银行无一幸免地面临与小客户渐行渐远的分离。各类银行也奋起反击；但大都追随网商之后，又无力与网商竞争；其中不少将陷入盲目无序且低效率的“烧钱”竞赛。
在此有必要回顾“淘宝”和“拼多多”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淘宝从低端商品供给的卖货平台做起，然后以其规模和多样性获得消费者青睐；与此同时发展出支付宝、余额宝，并以消费者大数据支撑蚂蚁金服的快速发展。拼多多则从低端商品的需求做起，并在供给端扶持厂家发展，形成了以拼多多赋能和中介的需求供给闭环。其中拼多多自然成为核心，立于不败之地，并形成“自循环”外沿不断延展的发展态势。
那么，中国经济未来10-20年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哪？现有银行如何依据自身优势抓住经济发展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来自科技公司和资本市场两端的白热化竞争中存活并发展？这是所有银行最高决策层在金融科技大规模投入前期就需要想清楚的问题。
（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中国银行业研究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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