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银（保）监会披露，我国商业银行业上半年净利润为10268亿元，同比增速为-9.41%。这是该项指标自2010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为负。
引起这一现象主要出于两方面原因：（一）商业银行业普遍增加了贷款拨备率的计提水平。2020年上半年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为3.54%，为2014年以来的最高点。（二）商业银行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业的营收水平普遍受困。倒推扣除贷款拨备前的商业银行利润水平，并计算其同比增速，可以发现该指标自2020年Q1便已转负，且Q2持续为负，说明计提贷款拨备并不是导致净利润同比增速下滑的唯一因素。但是，通过比较2020年Q1和Q2公布的数据可以发现，在扣除拨备前利润的同比增速已出现回暖的条件下，净利润同比增速表现大幅下滑，说明Q2期间增加计提的贷款拨备率是引发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
图1. 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
图2. 贷款拨备率与扣除拨备前利润增速
动态拨备制度日益成为我国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的金融业界、学术界以及监管当局都对当前的经济监管理论和政策调节工具进行了深入地反思，并普遍选择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来实现“金融稳定”这一政策目标。在2009年4月的G20会议上，“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概念首次正式出现在最终文件及其目录中。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2016年，央行宣布将差别准备动态调整机制和合意贷款管理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并实施逆周期调节。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并且，在2019年2月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新设立了宏观审慎管理局，表明我国在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构建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宏观审慎的出发点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去考虑。从横向角度来看，宏观审慎政策着眼于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问题；从纵向视角来看，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体系所存在的顺周期性问题。同时，动态拨备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一项宏观审慎逆周期调节工具，对于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现有的逆周期调节机制除动态拨备制度外，还具有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机制和人民币汇率逆周期因子机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的货币政策也逐步从数量型机制转向价格型机制。但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意识到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节能力是有界的，即当利率水平接近0值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转向QE。并且，价格型货币政策需要通畅的利率传导渠道作为基础，然而在强烈的金融危机中这一点往往难以实现。因此，仅仅利用货币政策不足以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政策目标。同时，我国央行自2017年5月引入人民币汇率的逆周期调节因子，但通过图3可知这一机制自实施以来较少被应用。这也是在我国扩大金融开放的背景下，逐步降低汇率干预、增加汇率弹性的必然要求。因此，动态拨备制度作为一项被各国普遍认同的逆周期调节工具，必然会日益成为我国经常使用政策工具，也必然会成为未来影响商业银行利润的重要因素。
图3. 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即期汇率
动态拨备制度的逆周期调节机理
动态拨备模型能够实现逆周期调节有效性，是指具备以下两方面功能：
一是能够对商业银行的贷款拨备行为具有逆周期调节能力：在周期上行阶段对不良贷款形成超额拨备，并作为周期下行阶段的缓冲。由于在周期下行期的不良贷款损失是由周期上行阶段的拨备积累来冲抵的，这就要求在同等不良贷款率提升的条件下，商业银行在周期上行阶段提取的贷款拨备率应当高于周期下行阶段的提取率。因此，动态拨备逆周期调节的作用下，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应当对经济波动具有同向的变动反应。
二是能够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具有逆周期调节能力：在周期上行阶段抑制信贷的过度扩张，并在周期下行阶段防止信贷的快速收缩。动态拨备制度之所以具有逆周期调节信贷增速的能力，是由于贷款拨备作为一项计入“资产减值准备”的成本，能够对“未分配利润”账户进行调节，根据《巴塞尔协议III》应用一级资本计算商业银行杠杆率的要求，从而具备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跨周期调控能力。这一机制防止了商业银行由于资本充足率这一静态指标的限制而出现的顺周期信贷操作。
在动态拨备制度的作用下，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速具有逆周期的特征，并通过货币供应机制和风险缓释机制两个途径使得经济金融周期更加平稳，具体机理如图4所示。
图4. 动态拨备制度对经济周期的调节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在宏观审慎的框架下实施的动态拨备制度并不是对微观审慎的完全摒弃，即并不是完全对当期不良贷款率变动无反应，而是让动态拨备率对不良贷款率变动的反应程度具有对逆周期的考量。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判断动态拨备制度是否具有逆周期属性时，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的变动特征进行判断。如图5和图6所示，我国商业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自2019年Q1以来进入上行通道，但在贷款拨备率随之增加的过程中拨备覆盖率出现了相应下降，这说明贷款拨备率在动态调节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逆周期特征。
图5. 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与不良贷款率
图6. 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变动
贷款拨备率视角下对商业银行利润率的预判
在判断我国商业银行贷款拨备率变动时，不仅要考虑不良贷款率的变动情况，还要纳入逆周期调节的考虑。据2020年9月14日银保监会新闻通气会中披露，截至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总资产303.6万亿元，同比增长10%；我国银行业境内不良贷款余额3.7万亿，不良率为2.14%，相对于6月末增加1000亿，上涨0.04个百分点。那么在假设商业银行与整体银行业具有相同不良率增速的条件下，那么8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预计为1.98%。此外，银保监会还披露了，银行业加大不良贷款处置核销力度，前8个月共核销不良贷款7302亿元，同比多核销963亿元。银行业加大拨备计提力度，前8个月新提取拨备1.4万亿元，同比多提取2615亿元，目前拨备余额达6.5万亿元，拨备覆盖率176.5%。同时，银行业总资产和商业银行总资产的历史数据下表所示。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对短期内商业银行利润情况进行预算：
假定商业银行总资产和信贷资产在整体银行业的占比不变，则8月商业银行总资产预计为251.705万亿，信贷资产预计为142.212万亿，不良贷款预计为2.816万亿（142.212*1.98%）。
出于宏观审慎逆周期调节的要求，认为随着不良率的继续攀升，拨备覆盖率应当继续下降，因此可以将前值182.40%作为8月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的上限；同时，虽然截至6月末，银行业已处置不良贷款1.06万亿，但是根据全年处置3.4万亿的目标来看，最后四个月仍面临较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拨备覆盖率不能大幅下滑。在已知2020年Q2较2020年Q1拨备覆盖率下降幅度为0.8%的情况下，选定181.60%作为8月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的下限（182.4%-0.8%）。
因此，8月商业银行累计拨备余额应出于5.114万亿至5.136万亿的范围之间。已知商业银行6月末的拨备余额为4.991万亿，则两月间应当计提0.123万亿至0.145万亿。若9月拨备延续7月和8月的平均增量，则2020年Q3的拨备增量应为0.1850万亿至0.2175万亿。
由于商业银行利润水平具有较为显著的季节效应，因此本文计算了10年内商业银行Q3相对于Q2在扣除拨备前利润水平的平均增速，值为0.646%，同时计算了上75%分位数为1.31%。若以均值为基础，预测2020年Q3扣除拨备前利润水平增量为0.4087万亿。扣除拨备后的利润水平增量应处于0.191万亿至0.224万亿之间。由于2019年Q3和2020年Q2的净利润分别为1.6507万亿和1.0268万亿，因此理论上，可以预测Q3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应在（-24.226%，-26.225%）区间内。若以上75%分位数为基础，预测2020年Q3扣除拨备前利润水平增量为0.8288万亿。扣除拨备后的利润水平增量应处于0.611万亿至0.644万亿之间。此时理论上可以预测Q3商业银行净利润同比增速应在（-0.781%，1.218%）区间内。
可以看出，在Q3期间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增速大概率难以转正，该值的提升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回暖情况。若短期内我国经济状况不能得到显著提升，或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状况在短期内不能得到缓解，必然对利润水平造成巨大的压力。同时，应当警惕冬季疫情二次反复的可能性，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导致我国商业银行业本年度的利润增速持续处于历史低位。
（张傲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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