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是没有商科的。正是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国的商学院以及管理学科一日千里，突飞猛进。如今我国几乎所有的高等院校都有管理学院或者商学院，每年毕业的MBA学生数以万计，学术成果铺天盖地，学科排名节节攀升。但是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对它的担忧也在日益滋生和蔓延，对于管理学者的诟病也越来越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包括管理学科在内的我国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科技领域，供给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已经成为大问题。在去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等现象仍然严重。因此，进行一次 “供给侧结构改革”迫在眉睫。而我国在管理需求和管理供给的两端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需求端”信号发送不够强烈。我国的管理尤其是企业管理尚未形成对理论供给的依赖传统。我国管理学科相比其他学科是年轻的，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从未形成全方位的有力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大都草根出身，在不甚规范的市场体制里摸爬滚打，从夹缝中顽强长出来的；而国有企业行政色彩始终很浓，似乎都对管理理论和思想缺乏需求。
其次，“供给”的基础并非扎根于需求。我国管理学科的基础理论不是从本国管理实践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一开始就引入西方管理理念和思想。西方的管理学尽管有其很强的科学性，并在西方经过了比较严格的实践检验，但是毕竟没有经过中国的本土化改进。学界也常说“顶天立地”，希望学者的研究既在理论上领先，又在现实中有应用价值。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数千年的封建体制里艰难地生成起来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市场化进程依然步履艰难，传统意识从观念到做法还有相当市场，管理实践中需要面对许多东西方文化和理念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年学者们所研究和教授的却都是基于西方文化的经济管理理论；而且这些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欧美的天难以覆盖中国的地”，那种顶西方的天立中国之地的美好愿望依然只是一种愿望。
最后，“政府干预”人为地进一步减弱了供给对需求的响应。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来自政府的教育经费和研究经费大增。这本来是件天大的好事；可是也因此出现了我国管理学科乃至整个科研体系的“人造需求”这个“需求”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大量纵向教育资源往往是根据各学校的国际化程度，在学科排名（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论文排名）的地位等指标加以配置的，而不是根据他们培养人才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他们研究成果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度来配置的。这就导致商学院，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逐渐向着国际化排名的方向，而不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需求方向而演变。
商学院向更加重视管理实践转型，即便对于大多数欧美商学院来讲，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据上海交大安泰院长陈方若教授介绍，他上任之前就此曾与几位欧美顶级商学院院长交流过。他们都认为，管理学者的关注点离管理实践越来越远，是个全球范围内的问题；他们都深感忧虑，却又表示无能为力。因为目前商学院的现状，是内无动力，外无压力。商学院的这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遵循“考核引领，平台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的原则。
今天，我们要促进我国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既不能坐等欧美商学院率先转型，需要积极行动起来，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也不能过于急躁，盲目推进。在现阶段需要认清方向，形成共识，积极探索；同时还要激发企业端的响应，让日益丰富的管理实践来引导管理理论，使我国商科理论和商学院的发展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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